这是一位才28岁的年轻女教师。在过去的6年里，她走遍了杭州萧山区的10多个镇、村，首次在萧山找到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大量证据，并发现萧山可能是侵华日军在浙江最早实施细菌战的地区。
　　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，她还运用“历史研究性学习课程与地方史教学相结合”的教学方法，带领学生们走进民间，调查日军在萧山实施细菌战的史实，让学生们牢记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。她，就是萧山五中的历史老师——孙娟。
    
　　我是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。可能因为性格的缘故吧——虽然我比较安静，但我喜欢刨根问底，对于一种现象背后那些能反映事件的真实面貌、并对人们有所警示的东西，特别感兴趣。
　　而历史就是这样一种东西。历史就像是镜子，我可以从经济、社会或者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研究历史，并从中发现对现代社会有意义、值得借鉴的东西。这就是我喜欢历史的真正原因。在这个学科里，我有着广泛的空间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角度对那段过往进行探索。
　　不过，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并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，却是受了我的老师和王选（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）的影响。
　　1999年，我还在读大三，王选已经是我们这些历史系学生的偶像。但是系里的老师却告诉我们，从王选搜集侵华日军细菌战证据的过程来看，因为时光的流逝，证据已经越来越少了。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打算，如果有可能，我一定要尽己所能，从身边开始搜集这些证据并保留好，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（后来确实是派上用场的，我很高兴）。
　　没有什么特别崇高的想法，这就是6年多来支撑我不间断地搜集细菌战证据的全部原因，当然，也是促使我写下《日军在萧山实施细菌战的罪行》调查报告的动力。
　　正式着手进行细菌战证据调查是在2000年，而将调查重点放在自己的家乡萧山，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——一份1939年6月7日的报纸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　　那是一篇题为《敌机投下白色絮状物后，头蓬、靖江乡民中毒》的消息。消息上说：“本月7日，敌机在头蓬、南阳等乡投下白色絮状毒物详情会志本报。兹经记者在头蓬、靖江、南阳等乡探询，据云自此项白色絮状物落下江后，有被其触及眼珠者，不久，眼球即行红肿，旋达头部，其人即入昏迷状态。毒物落水后，有人饮之，即发生上吐下泻之症，并有四肢麻木抽搐等状。自此项絮状物发于水中时，即变为鱼鳞状之物浮在水面，翌日，可变为黏液体，仍浮在水面云。”
　　看到这样的内容，我心里突然一动——相关资料都说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开始于1940年，而且也从未有史料记载日军曾在萧山展开过细菌战。我当即觉得有必要搜集日军在萧山实施细菌战的具体证据。
　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，我开始走村串户，跑了萧山的10多个镇和村，与几十位亲历那段历史的老人们进行了接触调查。这一番调查，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——我的家乡萧山，是日军在浙江最早实施细菌战的地区。

　　据公认的历史资料记载，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时间是在1940年。当时，日本已陷入侵华战争不能自拔，为摧毁中国军民坚持敌后英勇顽强抗战的意志和战斗力，日军大本营于1940年批准石井细菌部队大量生产所谓“举世惟一的现代化”细菌武器，并在侵略战争中广泛使用，妄图以此摆脱其国小兵源少、军备物资匮乏而给侵略战争造成的困境。
　　1940年至1942年间，日军调派731部队抵南京，在1644部队的配合下，多次对浙江衢县、宁波、金华一带空投大批烈性传染病鼠疫和伤寒、霍乱、赤痢等菌物，进行了细菌战攻击。
　　但据目前的文献记载和我的实地调查，事实上，早在1939年，日军就已经在萧山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。
　　1937年11月5日，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卫和全公亭之间强行登陆。11月11日，日机空袭萧山县城，投下了第一批炸弹。为了达到渡江南侵的目的，日军采用了多种手段，如空袭、偷渡、炮战等，到1939年，更是实施了残酷的细菌战。
　　1939年5月，日军将大量细菌从东京运至上海，指定福民医院组织细菌培养工厂，共分鼠疫、霍乱、伤寒、白喉、赤痢5种，在华中、华南前线向河流内投放，并利用汉奸散布到各游击区。1939年6月4日，日机飞到萧山境内，投下有毒食物，如糖果，糕点等。
　　据《萧山县志》记载：“本省第29流动学校校长郑来兴称：‘本月四日（即6月4日）上午九时五十分，有敌机七架过境，当时本校学生疏散在田野间，忽有一机掷下用绿色有光纸包之酥糖一包，学生杨志向拾得，当将酥糖喂一老狗，狗食之，顷刻毙命，是以酥糖内含有重大毒素。’”这是迄今为止日军在萧山实施细菌战的最早记载。
　　为防止人民群众、特别是少年儿童误食，当时的县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通令各地切实注意，但是防不胜防，居民在香烟内也发现了有毒物品。在当时一种叫“小大英牌”的香烟内，日军派人散布了毒菌针。“该项毒针，长仅四五分，误食之，即中毒致死，据报，难民用宝光，在东仰黄栗村公兴详店内购得‘小大英牌’香烟，当燃着吸食，遂微闻爆炸声，三分钟后，即头腹绞痛，呼吸困难，不能言语，嗣后诊治，呕吐麦色浓味，次日仍昏迷不醒。”
　　同年6月7日，日机在头蓬、南阳、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。同时，日机在轰炸赭山时，又投下大量白色棉状毒物。紧接着，“6月13日，日军出动飞机在义盛、靖江乡上空投下灭绝人性的细菌弹，不少乡民感染后，上吐下泻，四肢麻木，惨死在疫病中”。

　　文献上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都证明，萧山才是侵华日军在浙江最早开始细菌战的地区，而且，这些罪行都是有人证的。按照这些文献的记载，我挨家挨户地开始了艰难的实地取证。
　　一开始，2000年，我到萧山东北面的靖江镇进行调查访问，果然找到了几名目击者和知情者，他们清晰地回忆了当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祸害的情形。
　　靖江镇伟南村一组69岁的老人余金木就是一名活着的见证人。他告诉我，当时村里流行一种“大头病”，日本鬼子把病菌投放到水中，有人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就染上了这种病。因为余金木一家有5个人染上了“大头病”，所以记得特别清楚。
　　余金木老人告诉我，得了“大头病”的人发病初期就不会说话，全身发红，上吐下泻，四肢抽搐。一旦染上此病，家里的人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，有的人过一两二天就死了，有的人过五六天死去。先是余金木的两个哥哥同时染上了这种病，死了，不久妹妹和小叔也死了，后来，他爹和才五六岁大的小弟弟也相继死去。
　　由于死了一个长辈，按照农村里的习俗，余家请来了一批道士为死人超度。期间，有一个道士上厕所经过羊棚时，发现羊棚上团箕里小弟弟的尸体还在动，于是马上把他抱回来，他奇迹般地死而复生，但一只眼睛瞎了、双耳聋了。
　　余金木老人当时只有10岁左右，家里人一看情况不对，马上把他送到亲戚家，总算逃过此劫。老人说，这场“瘟疫”大约持续了6个月。
　　和余金木老人同村的陈宝福老人，今年78岁，他也谈到了“大头病”。他说，村里很多人都死于这场病，张根一家人就无一幸免。起初是张根的妹妹得了这个病，知道要传染的，张根马上逃走，仍然难逃厄运，已经传染了病菌，死了，不久，全家死绝。由于当时这个病极易感染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很多人家每天很早就关门，很少有人外出，都躲在家中发愁，深怕病魔和死神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。
　　靖江镇南伟村一组65岁的王烷贞老人回忆，当时侵华日军在头蓬那边放了一颗“臭气炮”，人只要闻到，全都死去。那一颗“臭气炮”毒死了很多人，尸体摞成一堆。
　　靖江镇雷东村五组的陶明康老人说，当时曾有50多个日本兵来过，在长山—新街、靖江—义蓬一带。之后很多人都生病，主要有肚子痛、腹泻、“吡咯梭”（萧山方言）、“大脚病”、烂脚疮。村里大约有20%的人得了这些病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1个月以后死亡，有些人就一直生这种病，但也有一些好转。

　　是的，我搜集的这些证据还真的派上了大用场。
　　2002年，王选到萧山所前老年协会搜集日军在当地实施细菌战的证据。当时我在杭州读书，得知消息后，特地赶回萧山，把搜集的第一手资料交到她手中。王选看后很感动，说“这份资料很宝贵，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起来”，还给我留下了她的联系电话呢！
　　要找到这些见证者真的不容易，所以这6年多来也就找到了这么些人。一方面时间隔得太久了，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；更重要的是，当年这些受害的老百姓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　　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桩事。
　　当时，萧山临浦镇有人找到我，说村里有位高龄老人，在侵华日军来过之后就烂了脚，估计是炭疽病，让我一定去看看。我就来到萧山南部塘望孙村，找到了83岁的王瑞清老人。
　　这是该村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中惟一健在的老人。据老人回忆：1940年10月，不时有日本飞机在空中播撒白色絮状毒物。一天，他下田劳作之后，双脚开始溃烂，数10名村民也先后出现了同样的症状。60多年过去了，老人的脚仍然溃烂得像树皮一般，我看了真是触目惊心。见老人目前生活比较艰辛，我还给他留下了几百块钱，希望他找一个医生来看看。
　　访问中，王瑞清老人又向我介绍了他认识的临浦镇坂里朱村的另一位受害者。可等我访问完王瑞清老人赶到坂里朱村时，这位老人已在1个月前去世了。
　　唉，我相信像王瑞清老人这样的细菌战受害者在萧山有很多，但是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过世了。因此，调查取证工作会越来越难，我也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。
　　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让这些无辜的人遭到如此残害，就是天理不容！
　　这么6年下来，不仅调查取证工作有了一些收获，我也借上历史课的机会，向学生们传授了如何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，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知识，带他们一起去寻找那些被遗忘的历史，使学生掌握了在实践过程中研究和学习历史的方法，也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。
　　这几年我执着于调查细菌战造成的恶果，看着这些生活贫困的、饱受细菌战摧残的、行将过世但却从未获得过任何补偿的老人，心情也日益沉重。但我还是会继续调查寻访新的线索和证据，走访当年细菌战的受害者和知情人。历史是不能忘记的，我要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。